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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 Tourism）2024年9月19日发布最新旅游数据：2024 年 1 月至 7 月国际游客人数达到疫情前水平的 96%，国际旅游业持续复苏，并为航空业、住宿业、餐饮娱乐业、零售业及旅游在线服务等多个行业带来了积极影响。
世界各国的旅游业首先复苏这件事，让许多人意想不到，又特别是出国旅游。但积压的消费需求和对自由的渴望不是本文准备讨论的话题，而且在一片繁花之中，我们更多谈论的是国内旅游。在国内旅游中，文创产品和冰箱贴成了关键词。
现在英国的教育水平，是历史以来最高的时候，但社会流动性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当下生活在英国的年轻一代，认为自己一生中的机会更多取决于父母是谁，而不是自己的努力。而在不久前的历史中，大多数人们认为，教育、工作，最有机会改变命运。
《撕裂的公平：社会流动性以及孩子们的前景》，邓肯·埃克斯利，Policy Press 2019 年
在《撕裂的公平》（The End of Aspiration?: Social Mobility and Our Children's Fading Prospects）一书中，邓肯·埃克斯利（Duncan Exley）反思了英国当前面临的社会流动性危机，以及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如何应对这一危机。这本书对英国社会流动性的现状进行了通俗易懂的现实检验，是对迅速发展的、探讨英国日益加剧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的文献的有益补充。
在《撕裂的公平》一书中，邓肯·埃克斯利反思了英国当前面临的社会流动性危机，以及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如何应对这一危机。该书宣称，重点在于我们如何努力创造一个未来，以增加“我们或我们的孩子实现我们大多数人抱负的机会，并过上一种更多地由我们的努力和选择而不是我们的背景决定的生活”（227）。
英国《金融时报》：当今英国社会危机严重，而且情况越来越糟，而不是越来越好。
《撕裂的公平》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剖析了英国社会流动性的现状，前几章重点关注了表明社会流动性低下问题的大量证据。此外，该书能够在一系列来自学术研究的证据和其自身关于社会流动性经历的主要案例研究之间进行切换，这使得此类研究中描述的丰富但有时难以理解的故事变得生动活泼。主要案例研究来自公共、私人和第三部门，包括一名演员、一名政治家、一名亿万富翁企业家和一名外科医生。因此，埃克斯利阐明了与阶级或社会经济背景相关的阻碍社会流动性的障碍和机遇如何存在于整个社会中。
本书关注社会流动性，征求学术证据并以经验为基础，这意味着它既通俗易懂又与多种受众相关，包括多个学科的学者、关注社会公正问题的第三部门研究人员，以及那些希望实现埃克斯利认为全社会共同的愿望和抱负的政府官员——“一份有回报的工作（从所有意义上来说），一个可以称之为自己的家、家人，以及……安全、尊重和归属感”（259）。在此过程中，它与其他近期批判性探索社会流动性和机遇问题的文章相联系，例如Lee Elliot Major 和 Stephen Machin的《社会流动性及其敌人》（Social Mobility and its Enemies）以及Sam Friedman 和 Daniel Laurison的《阶级天花板》（The Class Ceiling: Why It Pays to be Privileged）。
本书首先对“英国距离机会社会还有多远”进行了批判性探索，其中列举了一系列证据来描述从二十世纪到今天的社会流动“故事”。第一章讨论了埃克斯利用来阐明整本书观点的案例研究，第二章开始了连续的四章，探讨家庭背景和特权（或缺乏特权）如何影响个人的教育生涯：第二章侧重于早年；第三章关注学生时代；第四章讨论从中学到中学后和高等教育的过渡；第五章探讨不断扩大和细分的高等教育 (HE) 部门。
在第五章中，埃克斯利指出，“如果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或者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考上精英大学，他们毕业时的成绩通常比那些家境优越的同学要好”（162）。然而，第六章和第七章详细介绍了社会上较为优越的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享有的更好结果，包括获得有利可图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
第八章涉及社会流动的经历，例如在新的社会和职业环境中“永远无法真正融入部落”（185）。本章还讨论了财富和特权如何自我复制以及如何“不利于”中低收入群体（199）：例如，通过使用继承的财富在日益昂贵的房地产市场购买房产，或与社会经济背景相同的人结婚。
在提出总结性评论和改革机会之前，埃克斯利回答了“社会流动性重要吗？”这个问题。本章批判性地讨论了反对社会攀登概念的论点，包括其与实现社会正义之间的矛盾，以及将其与集体进步并列的论点。
在书的结尾，埃克斯利强调了英国社会阻碍社会流动的基本特征，并提出了一些有助于促进社会流动的想法。这些建议来自政府政策的不同领域，从建立更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人们能够追求理想，到在英国全国范围内引入最低生活工资，废除精英教育，取消对私立学校的补贴，并在大学入学程序中实施情境化录取制度。所有这些都是埃克斯利倡导的更广阔愿景的一部分，即消除社会流动的障碍或“收费站”，确保个人能够获得更大的份额，包括经济（例如工作）和非经济（例如住房）资源，为当今的年轻人提供机会。
《纽约时报》报道的一项研究表明，1980年出生的人中，只有50%的人的收入能超过他们的父母。
最重要的是，埃克斯利呼吁在国家层面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叙事，其核心是提供有回报和受人尊敬的就业、优质和安全的住房以及基于功绩而非特权的终身保障。然而，尽管他表示，这不会“因为那些担心如果允许其他人更公平地竞争，他们的优势就会丧失的人必然会抵制而变得更容易”（258），但在存在如此强烈反对更平等的社会的情况下，如何“不顾我们的阶级”创造一种新的、有抱负的国家愿景尚不清楚。此外，虽然埃克斯利呼吁一种消除“集体福祉与个人繁荣”之间分歧的愿景（260），但这似乎面临着当今英国社会日益加剧的个人主义话语的强烈抵制。
尽管如此，《撕裂的公平》对迅速发展的英国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加剧以及社会流动性停滞的问题文献来说是一个富有成效的补充。通过触及教育社会学中普遍存在的许多相互关联且与社会流动性相关的问题，这本书对于学术和非学术爱好者来说都是一本引人入胜的读物，无论他们来自研究、实践还是政策背景。从本质上讲，这本书指出了一场已经出现的危机，即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和不公平感，导致英国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脱离接触、失望和失去希望。埃克斯利认为，如果不面对这一点，我们都会集体失败，但最弱势群体将面临最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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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社会，个体的自由与生活质量常常被视为“有钱、有闲”的状态，而这一传统观念正逐渐演变为更为丰富的理解，强调了空间的重要性。现代生活方式不仅要求物质财富的充裕和时间的灵活支配，更需要优质的居住环境和公共空间，以促进社交互动和心理健康。真正的自由应当包括物质财富、时间自由以及能够享受良好空间的能力，从而实现全面的品质生活（Quality of Life）。
物质财富的增加往往意味着个人可以选择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例如选择休闲活动或旅行，而不只是为了生存而工作。有许多书籍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物质财富和自由时间之间的关系，成为人们获得自由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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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1898年撰写的《有闲阶级论》第一次将社会学的焦点从生产转向了消费，19世纪末美国上流阶层中的“有闲阶级”通过消费非维生所需要的时间与昂贵商品展现身份地位。而美国作家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在1983年撰写的《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是事实上的现代社会等级指南，评判等级的标准绝非只有财富一项，风范、品味和认知水平同样重要。而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齐格蒙特 · 鲍曼（Zygmunt Bauman）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已经从生产社会转向了消费社会，“新穷人”指向“有缺陷的消费者”。
当我们理所应当地认为，科技和资本主导了整个时代的消费主义时，消费主义陷阱、消费降级甚至反消费主义却突然充斥了我们的生活。面对生活成本高昂，竞争压力加大，不确定性风险四起，如何智慧而优雅地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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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新规则”系列观察之四：世界秩序的瓦解。
随着1991年冷战结束，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次年迅速出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认为我们即将见证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以及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的普遍化，即福山最著名的“历史终结论”。通俗地说，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民主化浪潮之后，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将在全球取得胜利，“自由民主” 和资本主义将成为主流，是谓“资本阵营”的胜利。
大西洋月刊标题：《世界的解体》（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World，2015）
但历史正在对福山进行报复。显然，中国的实践及其带来的挑战直接影响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理论演变过程。面对争议和批评，老年福山愿意承认一些错误，他表示，在撰写论文时，他可能并没有完全认识到“政治衰败”这一概念：即一旦成为了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也可能会倒退的想法。但他仍保留“历史终结论”不会修正太多，人们不要矫枉过正，以及批评者也要看到，他在原书中是讲过民主的潜在威胁的。